作者：徐海龙、赵蓉平
“根据真实事件改编”是影视创作的一个传统，近些年的改编作品有一个新趋向：一批被媒体广泛报道、且发生时间较近的社会事件成为改编素材，当影视剧播出时，关于真实事件的讨论尚未平息，甚至仍在发生或发酵。当“影视故事”与“媒介事件”几乎处于平行发展的时空时，观众往往会将新闻信息、舆论情绪代入到影视剧的观看过程中。两个场域几近同步的共振对这类改编作品提出了新的创作要求和社会使命。
电影《万里归途》海报
新媒体语境下再现媒介事件
改编自新近媒介事件的影视作品会让观众在新闻报道和影视作品之间穿梭往复。例如，《大考》的创作动机源于2020年高考结束后，一位考生以凌空一字马姿态跨出考场的新闻图片；《中国机长》《中国医生》《平凡英雄》取材于曾被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新闻事件。这些创作素材不是尘封的历史档案或经典的报告文学，而是大多数观众共同的“经历”，所以，便于观众印证自身的媒介经验。比如观看《底线》《扫黑风暴》时，观众可能会检索、回溯曾经的案件新闻及热议话题；观看《中国机长》《平凡英雄》时，我们希望得知新闻报道中的未尽详情。总之，这些改编影视作品被装进一个新鲜、动态的“媒介文本集合体”和“媒介经验共同体”之中。
身处媒介深度融合的环境，这类作品也开始注重营造“公众亲历和见证”的场景，以此来对接观众的媒介经验。首先，在角色展现上，多采取散点铺排、移步换景的白描手法。如《中国机长》用丰富的镜头描绘了登机前的各种乘客，《万里归途》向观众展示了“归途小队”中的各色人物，《中国医生》《烈火英雄》展现了危急事件之下的市民百态。他们不仅是剧中事件的亲历者，还是相关新闻报道中的原型，引领观众化身为一个个事件的见证者。
其次，在情节安排上，大多采取多线叙事。《大考》设置了在抗击疫情与防洪救灾的双重考验下的五个原生家庭故事线；《中国机长》《平凡英雄》展现了机组人员与乘客、地面管控人员、医疗抢救人员、航空爱好者等多条叙事线索；《底线》《警察荣誉》《你好检察官》则采用“大案套小案”“新案套旧案”的结构，引导观众将“故事串”与“事件串”进行互文解读。
在公共事件被广泛媒介化、传播主体高度链接化的今天，由真实事件改编的影视作品进行了扩容，不仅再现了事件发生时的多方反应和舆论复调，又为不同受众群体营造了一个熟悉且对位的媒介经验及记忆。
树立影视作品的“主脑”
影视作品通过散点式、星丛式的“事件亲历者/见证者”的角色图谱，可以迅速使观众沉浸其中，但故事创作讲究“立主脑、减头绪”，如何将繁多的人物和情节熔铸到“主脑”之中，是这些作品面临的直接挑战。
要想达到形散而神不散，创作者可以借助受众对媒介事件的接受心理。重大媒介事件在发生之初会衍生出大量文本，而文本的叙述方向和话题立场容易使受众产生各种判断和解读。创作者可以将一些合理的猜测逐一对应到角色身上。如《中国医生》里不遵守防疫秩序，强行冲卡的小区业主，《烈火英雄》里焦急求证“储油罐马上就要爆炸”消息的市民，《中国机长》里质疑机长盘旋策略的乘客，《万里归途》里私自离队的侨胞，《大考》被隔离观察而情绪激动的考生……这些角色反映了媒介事件中官方与民间的声音。无论我们置身何处，都急于看到故事的进展和方向，如同期盼公共事件中的权威声音和解决方案，期待着真正主角的登场。
这些主角的新意在于，首先创作者除了赋予他们责任心、勇敢和无私等品德之外，还着重表现他们解决危机的专业能力。诸如《中国机长》里乘务长毕男面对乘客的质疑坚定地说出：“我们每一个都经历了日复一日的训练，就是为了能保证大家的安全”；《平凡英雄》里医生陶俊在飞机上紧急救治断臂男孩“气胸”的突发状况；《底线》里基层法官方远、周亦安的调解得到了法官观众的肯定。这些主角的专业行为，有力展现了事件中的真实细节，符合受众对媒介事件中官方代表、权威专家的期许。
其次，创作者往往淡化主角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而展现一个各司其职又紧密配合的“主角团队”。他们是《中国机长》中负责驾驶飞机与安抚乘客的乘务组，是《烈火英雄》里的消防员江立伟、马卫国与后方指挥员吴晨光、王璐，也是《大考》里保障高考顺利进行的校长、家长、教委工作人员。事实上，这样的“主角团队”对反映了各行各业中化解分歧、解决问题的人。正如《中国机长》里乘务长所言：“我们需要你们的信任，需要你们的配合，需要你们给我们信心”——只有这样才能在共同战胜危机、取得胜利。可见，这些改编作品中的人物设计及情节发展，贴合了媒介事件中受众心理发展的方向和进程，让剧中小角色和剧外观众都把信任交付给“主角团队”，从而汇聚成作品的情节主脑，也彰显了集体主义的当代内涵和中国之治的制度优势。
让审美情感净化和升华的媒介情绪
一个社会事件之所以迅速在媒体上产生被放大的传播效应，原因之一就是各种情绪的爆发蔓延和推波助澜，这些情绪包含了很多非理性和负面内容，例如善举被质疑、真相被谣传以及观点极端化。因此，影视改编作品还承担着用审美情感来引导舆情、化解社会不良心态的功能。
媒介情绪是剧烈短暂的，审美情感是稳定深远的。影视创作要力求真实，但不能简单复刻真实，而要通过陌生化和虚构手法来提炼媒介事件中被掩盖的本质真实。电影《亲爱的》让观众从单纯地同情彭高峰的遭遇，体会到自身和社会对“打拐”的责任；《我不是药神》从对代购仿制药的争论，变为对病患群体生命价值的尊重。
媒介情绪是单一和狭隘的，审美情感是复合和超然的。当前的一些优秀改编作品没有把“大新闻”“纪实体”当噱头，没有把媒介情绪简单移植到作品里，也没有为了设计紧迫感的场面而将人物标签化，而是通过张弛起伏的故事层次和含蓄隐忍的表演张力建构出复杂、连绵、摆脱利害关系的审美情感：当《底线》重塑真实案件时，我们理解了动机和人性的复杂性，也纠结于情与法的戏剧冲突；当《中国机长》中机长刘长健回家后与妻子深情拥抱，我们看到人物在经历巨大风险后的坚强与脆弱；当《平凡英雄》乘务长周燕在断臂儿童被转运至救护车后独自饮泣，我们同她一起历经怜悯、焦灼并最终如释重负；当《万里归途》的外交官宗大伟与反叛军头目进行生死博弈时，我们看到中国外交官夹杂顾虑与坚决、恐惧与勇敢的复杂神情。总之，惊奇变为美感，宣泄变成净化，同情转为崇敬，冲动沉降为思考——将重大媒介事件改编成影视作品，是情绪净化、情感升华的过程，更是一个从舆论喧嚣到理性回归的过程。
“文章合为时而著”，近些年由真实事件改编影视作品面临着跨媒介解读、网络情绪波动剧烈的新环境，这使得作品显现出更加强烈、紧迫的现实意义和导向价值。“艺术是穿越人类蒸馏器的自然”。影视工作者应崇德尚艺、潜心创作，将真实事件提纯为作品，以美化人、以美润心，如此才能更好发挥出艺术特有的沉淀舆情、融合分歧和缝补裂痕的社会传播功能。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大课题项目“‘微时代’的文艺批评研究”[项目编号：19ZD02]阶段性成果。作者徐海龙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赵蓉平为首都师范大学文化产业硕士研究生）